20世纪80年代，山西青年报发起举办了“中国当代名医集萃活动”。由于著名中医前辈多承担高校的教学任务，只好选择利用每年暑假期间举办，每年一届，前后举办了四届。由于坚持了走进基层、面向百姓、医药联手、共同发展的原则，深受百姓、基层单位、矿区、药厂的热烈欢迎。书写了晋京联合、共同发展中医药的新篇章。

参加名医集萃活动的北京专家在山西中药厂与当地干部职工的合影。前排左四至右二依次是吴静芳、刘弼臣、步玉如、祝谌予、刘渡舟、赵绍琴、方药中、许家松。

参加了多次活动的有10位著名中医专家，他们是：北京中医药大学的董建华、刘渡舟、赵绍琴、刘弼臣先生；中国中医研究院（现中国中医科学院）的方药中、步玉如先生以及本人许家松；北京协和医院的祝谌予；中日友好医院的焦树德；北京中医医院的吴静芳等。如今10位中的9位已驾鹤而去，留下了远去的背影。就连当时敬陪末座最年轻的我，如今也已是年近九旬的耄耋老人了。回忆四十多年前，群英荟萃三晋大地，赴基层、下矿井，与药厂联手、献方药，共话中医药的发展。他们忠诚奉献、敬业无私的精神，至今仍不失为杏林中的名篇华章。

这次活动是在山西省领导支持下，由民企赞助，山西青年报主办的，联系人是山西青年报的年轻记者高勤荣，我们称其为小高。在他的安排下，我们来回都同坐在一个车厢里，都住在太原迎泽宾馆。大家本来都是老朋友、好朋友，这次工作、生活在一起，感到轻松愉快，一反课堂、诊室的严肃、不苟言笑，一路谈笑风生，一片欢声笑语。全程的活动更是充实难忘。

北京“御医”下基层

我们的第一站是山西省中医院，主办方做了精心准备，事前在报上做了预告介绍，每个诊室都有北京名医的资料介绍、照片、学术成就、诊疗特长等。当大家得知挂号费定为10元时（当时北京好像是6元），引起了专家的异议。因董老需提前回京开全国人大常委会，大家推举刘渡舟为会议召集人。向来平静的步玉如首先发言，他慷慨陈词，“我们来就是为了下来给基层群众看病，义诊性质，不是来‘走穴’、敛财的，贵了，不同意。”后来主办方解释，这次活动是群众需求，大家期盼很久了，原来答应赞助的民营企业家，有的并没有全部到位，食宿等费用还有缺口，此前也有收挂号费的先例，并不离谱。就这样把此事定下来了。

这次诊疗活动受到群众空前欢迎，十分火爆。患者从夜间就排起了长队。虽然我们两次增开窗口，但仍满足不了群众的需求，还是挂不上号。为了挂上号，群众简直拼了，甚至出现了这样的情况：家有病人，几次挂不上号，就用拳头砸碎了挂号窗口的玻璃，把头伸进挂号窗口，皮肤被刮伤，说“我就在这等着”，很是吓人。我们只好劝其退出去，保证挂上号。这里病种很多，我们每人半天都要看几十号，晚上要分头给省市领导看病，不能按时吃饭和休息，十分忙碌辛苦。但大家毫无怨言，认真履行医生的责任。

这次活动中最耀眼的是赵绍琴先生。从我们到达三晋之初，就已传出消息：这次有一位给皇上看过病的御医来了，还受到老佛爷多次亲自犒赏，这次一定要让给皇上看病的御医给咱们山西老百姓号号脉、看看病。围观的人不计其数，从政府官员到煤老板、平民百姓，围观、排队，哪怕看一眼，大家热情不减，这就让赵老成为这次最亮的星。赵老不得不双手合十，一路不断地解释着：“我不是御医，我是御医之后……”群众哪管得了这些，他们说，那也沾上了皇庭的味儿。看上病的人则骄傲地说，“给皇上看病的人也给我摸脉了。”赵老是我们当中最辛苦的人，从早到晚，吃不上饭，晚上也不能好好休息，但他总是面带微笑，没有丝毫厌倦，总是耐心地解释着：“我不是御医，我是御医之后……”赵老每天起早晚归，微笑面对。

在这次活动中，我这个敬陪末座的小字辈也挂了一回“头牌”。事情是这样的，当时诊室1号董建华，2号刘渡舟，3号赵绍琴，4号方药中，5号步玉如，6号焦树德，7号祝谌予，8号刘弼臣，9号吴静芳，10号是我，后来第二、三次又邀了晁恩祥、时振声等。董老因回京开人大常委会，要先行一步。这样1号诊室就空出来了。诊室不能空着，怎么办？大家研究，提出两个方案，方案一按顺序前挪，这样大家都要动，连介绍资料等也都要跟着动。这时赵老说话了，他提出了第二方案：“这简单！10号的许家松一人调到1诊室，其余都不动，这不就简单了吗？”大家居然一阵鼓掌通过了。

这让我局促不安，坐不住了，连忙起身说：“不行，真的不行，绝对不可以。诸位都是我的老前辈，哪能这么安排！”赵老说：“你现在已经是研究生的导师了，我们了解你，有什么不可以的！”过了一会儿说：“如果遇到了难题，就找我们，我们给你做后盾！”

慢言慢语的刘老发话了，慢悠悠地说：“找我们干什么！人家直接找方老不就行了！就这么定了吧！”在笑声中，大家起身一起去餐厅吃饭了。就这样，我这个小字辈，在前辈的关爱支持下，居然坐上了“头牌”。好在一切顺利。诊病期间，我不止一次听到病人小声地议论：“这么年轻打头阵，一定不简单。”他们哪里知道，我坐镇心虚、诚惶诚恐着呢。直到2015年，当年被我治愈的患风湿病的小姑娘，带着她的儿子专程来到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找我看病，说起当年的情景充满了亲切和温馨。

名医验方献药厂

第二站是去山西中药厂，献药方。

山西中药厂位于晋中市太谷区，是创建于明朝嘉靖年间、有400多年历史的中药老字号，俗称广誉远，代表产品龟龄集、定坤丹、安宫牛黄丸享誉东南亚，其炮制技术更是被称为中药炮制技术的“活化石”。这次由厂长杨巨奎亲自领我们参观。太谷药厂规模大、设备足，让名医们大开眼界，看到了巨大的金药钵等。参观后，举行了座谈会，大家共同畅谈山西中医药事业的发展远景和具体意见。同时厂里还举办了一场隆重的名医献方仪式。名医们将自己多年积累的名方、验方，用毛笔写在纸上，密封后献给了山西中药厂。虽然后续下文如何不得而知，但名医名药强强联手，共同绘制发展前景，共同传承中医事业，这在当时中医界是一次空前的创新。先辈们无私奉献的精神至今让我记忆深刻。

专家在山西中药厂参观。

专家在山西中药厂献方。

老中医下井义诊矿工

第三站是去介休下煤矿，为井下矿工义诊看病。

从太原到介休，沿途是一条运煤的黑色长龙，空气中充满了粉尘，到处雾蒙蒙，祝老最先感到不适，气喘吁吁，其他人也都感到喘憋不畅。大家穿上矿工服，戴上有矿灯的矿工帽，穿上防水靴，乘吊车穿过头上滴水、下面淌水的狭窄坑道，来到了相对宽敞的一块平地。开始给矿工们望闻问切了。矿工的病，主要就是两种：类风湿和胃病。矿工们一下井就是一天，长期在阴暗潮湿的井下从事体力劳动，体力消耗很大，一上井就狼吞虎咽地吞下一大串馒头，怎么能不得病呢？大家平时在北京也见过这些病，但集中到一起，看到一停工就急忙赶来看病、充满期望的矿工，看到那一个个被煤灰沉浸到皮肤深层的黑面孔，看到那一双双僵硬变形粗黑的双手、关节，看到那屈曲的身躯，让人心痛、让人无奈。虽然大家都胸闷气短，但大家都埋头看病，没有一个人休息过，也没有半句怨言。病人很多，直到很晚才得以就餐。大家表示：有些来不及看的，等以后再来多安排时间给矿工们看。从那时至今已是40多年了，一想起矿工们抱着希望的眼神和微笑，我都感到对不起他们。40多年了，矿工们的生活一定改善了不少吧！我一直挂念着他们。

大师们的“另一面”

在主办方安排下，我们还登了五台山。

当我们登上庙后的小山，眺望夕阳光辉下的山西，不由而发“山西是个好地方！”五台山是我国佛门名刹，清凉世界，我们观看了佛事活动——做法事，学习吃了斋饭。他们规矩很严，添饭、坐姿都要按规定动作并要做到食不言，他们的生活太清苦了。

我们顺便去了太谷孔祥熙的宅邸孔家大院。

在介休，应赞助活动的煤老板邀请，参观了他的豪宅。规模宏大，雕梁画栋，全套红木，这使我想起当年四川军阀刘文彩的地主庄园，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。正是他提出要给他们的矿工们看病，“御医”要给他们家人看看病，也让我们见识一下他的豪气。据说在当地，这样的民营企业家为数不少，这确实让我们开眼了。

以后几次，还曾去平遥古城参观。

忙碌之余，餐桌上，大家欢迎方老唱段京剧。方老用他颇具沧桑的嗓音唱了《智取威虎山》的“幸福的日子万年长”。步老唱了《法门寺》里贾桂的一段唱腔念白。大家惋惜地说：“董老早回京了，要不，让他来段小生唱段。”大家又欢迎赵老唱，赵老说：我会听戏、会说戏，不会唱。他那京腔京韵的京剧念白，逗得大家哈哈大笑，他几次用京剧念白向大家介绍：“提起此人（即方老，他是我的先生，著名的中医理论家、教育家），那可是大大地有名啊！”步老的贾桂唱段，更是把大家逗得前仰后合。

最后一次名医集萃活动是1989年，至今已30多年了。他们不顾年事已高，一起到基层、下矿井、去药厂，不计报酬为百姓服务，他们对中医事业的忠诚执着，对患者的耐心负责，他们的平易近人，对我的厚爱，他们的音容笑貌都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，和他们一起工作、生活的日子是我一生珍贵的记忆，让我终生难忘。他们没有赶上中医的各种评选，但他们的学术水平和经验代表了那一代中医的顶尖水平。他们医德高尚、医术精湛，让人肃然起敬，他们是我心中永远的无冕大师。

空闲下来的他们，完全看不出会议上、课堂上的严肃。一路上说说笑笑，他们像小孩子一样欢笑着、吵闹着。

音容笑貌永难忘

董老每次来去匆匆，一副谦和认真的样子。当年，他和赵绍琴曾在一起共事，彼此熟悉，都是直呼其名，还互相“揭发”。原来，董老是个京戏票友，可登台扮演昆曲小生，有俞振飞的风度，可惜没有机会欣赏。董老善于温病，每年我都要请他来研究生部讲课，董老操一口浦东老话，这浦东老话连上海本帮都听不好，何况我呢。因此我每次不敢打电话，总是写信，而他每次都郑重地回我一封书写工整的信。回复讲课时间、讲稿等事宜。他称我“许老师”，让我不好意思。后来我晋升博导时，正是董老推荐的。

刘渡舟有温厚的长者风度，解放前已在北京坐诊，营口口音，他持舒缓的语调和动作，话不多。但有两次我记得很清楚，一次是在太原调整诊室时，对我的支持和鼓励。一次是在赴晋途中，说到方老和我的结合。老先生慢悠悠地对大家说：“真是太好了，这可是咱们杏林的一段佳话啊！”方老去世后，在遗体告别时，他说，“俺就是一个医生，办不了大事，有事，能办的，就找我吧。”后来在我晋升博导时，是他热情地推荐了我。

大师们中最活跃的当属赵绍琴老师了。他是清朝三代御医之后。他和夫人吴静芳老师那一段京腔念白，给大家带来不少欢乐。赵老性格随和，加上夫人的精明能干，生活上从不操心。这次却受到了夫人的数落。原来，赵老为这次来山西新购了一架日本高档傻瓜相机，那在当时可是稀罕货。吴老师嘱咐：“你什么都别管，就管好相机，给大家照相。”赵老满口答应：“你就甭操心了，没错。”但当我们登上五台山，吴老师热情地招呼大家照相时，赵老这才从欢笑中醒来，发现把相机忘在了车上，没带上来。这次吴老师当着众人面把赵老数落了一通。赵老理屈词穷，尴尬地笑着，诚恳地承认：“我的错，我的错。”好在主办方准备了相机，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记忆。

大家都希望他们讲些“宫里的事儿”。吴老师记忆力好，说得多一些，什么宫廷的规矩，几品几品的服饰系列，老佛爷的赏赐，古家具老物件等等。我们才知道，太医的官品和俸禄并不高。赵老的父亲是御医兼任“御药房的掌柜”，这才是一个“肥缺”。每年的采购、制药都能得到一笔进项，还和同仁堂关系密切。宫廷包常年吃的各种养生药、食品。老佛爷高兴了，就会给赏赐。因此赵老家中有很多宫内给的赏赐，但是文革洗劫一空。吴老师讲到这里，会面带辛酸地对赵老说：“还记得吗？咱那XXX都给抄走了。”赵老从不搭话，表情平静，会说一句：“提那干什么？过去了，都是身外之物……”说起另一个快乐的话题。什么早上四五点钟去北海跑步啊，每年骑自行车到颐和园一次，检测体力啊。还有和画家王雪涛等的交往故事啊，北京的小吃啊，说不完的趣事、故事。夫人吴静芳老师出身名门，大学毕业，人极度精干，是个老北京通，快言快语。有一次他和赵老一起来西苑我们家中做客，一进门就喊：“快快快！刚出炉的烤鸭，还热乎着呢！”和我们一起张罗着吃烤鸭。方老去世后，他和赵老非常关心惦记我，我也不止一次到他们家中看望二老。他们对门的新华社食堂饭菜好，他们总是事先从那里买来好吃的等着我。他们知道就我一个人生活，就嘱咐我：“钥匙一定要带好，不要轻易交给别人。”最有意思的是，当我告别时，几次看到二老都是争着往他们自己的口袋里装些什么。送我下楼时，又掏口袋往我的口袋里装钱，说是车费。长辈的关爱像一股暖流一直温暖着我。

焦树德老也是个戏迷，擅长拉胡琴，他有腿疾，行动不太方便，但还是高兴地带上胡琴，坐上大公共汽车来到我们西苑家中。他拉琴方老唱，方老是京剧能登台的资深票友，他是杨派老生，唱腔大气，声音颇带几分苍凉之感。两人边拉边唱，十分尽兴。等天晚了，戏也唱了，琴也拉了，饭也吃了。我们步行送焦老登上了公共汽车，挥手告别。

方老去世后，焦老对我很是关心，他听说我身心交瘁，不能自拔，就告诉我不能这样生活在悲痛中。提议我和他们一起去大栅栏的同仁堂坐诊，在他们的推荐下，1999年我来到了同仁堂，至今已20多年了。

这些前辈们有时在学术上也会有不同看法，但是对不利于中医事业的言行，大家总是齐心协力、共同面对。当时方老一篇批驳那些反对中医的声音的文章刊出后，北京的关幼波，长春的任继学，湖南的欧阳琦都是在本省出了专刊、全文刊登。这些大师们医术精湛，医德高尚，他们互相支持，互相帮助，共同护佑着我们的中医事业。

时光荏苒。如今各位前辈相继仙逝，最年轻的我也已近九旬耄耋之年。但他们的音容笑貌仍历历在目。遥望一位位远行的前辈们，我感念那一位位平易近人、呵护后人的前辈们，我永远怀念你们，前辈们！老师们！（中国中医科学院研究员 许家松）